农历新年期间，一名跟随父母从南京到美国旅行的4岁男童，在纽约的暴雪中裸跑，引发了中美网民的关注。一位美国儿童教育人士表示，这样的教育方式只会起到反作用。

近日，一段4岁“裸跑弟”的视频引起中美网民的关注。视频中，在纽约-13℃的暴雪中，跟随父母到纽约过中国农历新年的南京4岁幼童何宜德在父亲的要求下裸跑。仅穿一条嫩黄色的小短裤和运动鞋的“裸跑弟”一边跑，一边带着哭腔，说不想再跑了，并要求爸爸“抱抱”。“裸跑弟”最后还应父母要求在雪地上做了一个俯卧撑，才算完成训练任务。

目前，这位被网友冠以“史上最牛裸跑弟”的4岁幼童已经回到南京，开始进小学一年级当旁听生。据被网友冠以“鹰爸”之称的父亲表示，当时孩子早产，曾被医生判定为“可能会脑瘫”，但是经过自己四年来的极限训练，孩子智商潜力已高达218，大大超出同龄孩子。

*“裸跑弟”不喜欢爸爸的训练方式*

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裸跑弟”表示自己不喜欢这种训练方式。

记者：“害不害怕，当时？”
“裸跑弟”：“害怕。”
记者：“爸爸抱没抱你？”
“裸跑弟”：“没有抱。”
记者：“你觉得爸爸这样做是为你好吗？”
“裸跑弟”：“不是。”

“鹰爸”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为自己的训练行为辩护，他说：“这就是长痛和短痛的道理，如果从长远的爱的话，我觉得疼，疼在心里，但我觉得这种爱可能是更大的一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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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儿童专家无法接受这种教育方式*

美国的儿童教育专家安·多林(Ann Dolin)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她非常不认同这种教育方式。她说：“一个4岁的孩子还太小，无法理解如何去变得更好更强壮，他还不明白周围的世界是怎么回事呢。因此，强迫他做让他觉得不舒服的事情根本无法让他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多林认为，“鹰爸”的这种教育方式只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她说：“这种孩子会开始变得非常焦躁不安，很害怕。特别当家长特别专横时，孩子们会表现得很乖顺，会照着家长说的去做。但是在孩子慢慢长大时，他会变得没有自信，会非常反叛，比同龄的孩子更有反叛精神。”

*中美网民褒贬不一*

对于这种极限教育方式，网友褒贬不一。在新浪微博上，大部分的相关帖子都表示不忍心看到孩子这么受苦，指责“鹰爸”  虐待儿童；不过，一位名叫“光头酷兄”的网友表示很不理解许多网友非议“裸跑弟”的父亲。他说：“据说斯巴达人对刚出生的婴儿采取了更残酷的方式来优胜劣汰，现在的日本人也会让孩子接受类似的磨练，爱孩子的方式不只一种，我很支持“鹰爸”的行动，希望“裸跑弟”坚持不懈，继续努力！”

法新社在2月8号推出的一篇关于该事件的报道得到了美国很多媒体的转载。美国网友对“鹰爸”的训练方式表现出更多的批评。一位名叫Tracey.KitKat的网友说：“这纯粹就是虐待儿童！应该让这个孩子离开他的父母，寄养到一个有爱心的家庭中。”

一位名叫kobie.nel1的网友则表示：生活不是温室，每个孩子都应该认识到这点；爸爸妈妈不可能陪伴你一生，不可能在你需要的时候拥抱你，拍拍你的头，或者帮你擦干眼泪。

美国公民与移民服务局(USCIS)2月6日宣布，将从2月16日开始举办一系列针对讲中文亚裔人士的交流活动，届时移民局代表将讲解和移民或申请公民有关的主题。

美国公民与移民服务局局长梅亚卡斯(Alejandro Mayorkas)6日在电话会议上表示，在2010年移民局举办针对拉美裔的西班牙语系列活动取得成功后，移民局决定开办针对讲中文的亚裔的系列活动。

梅亚卡斯说：“讲中文的人是移民局服务对象中的第二大群体。仅仅在2010年，就有超过7万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成为美国永久公民。我们希望能够消除任何阻挡我们和各个族裔社区之间进行交流的障碍，我们发现语言就是其中的一个障碍，所以我们要提供这样的活动。”

这个名为“交流Engagement”的系列活动的第一站设在旧金山。2月16日，旧金山的移民局办事处人员将讲解“入籍程序：如何成为美国公民”。不能亲自参加该活动的人士可以通过网络和电话会议进行参与，另外纽约的移民局办事处将在皇后区推出电视的现场直播。

移民局局长梅亚卡斯在电话会议上表示，移民局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活动来更好地为华人社区服务。他说：“我们的目标就是成为一个容易接近的公众服务机构，为那些需要帮助或者拥有得到我们帮助权益的人们提供服务，来尽可能地接触到范围更广的民众。”

梅亚卡斯介绍说，移民局计划每3个月在不同城市举办一次“交流”活动，而且计划把该活动扩展到其它的少数族裔语言，继西班牙语和中文之后，下一个语种将是越南语。

移民局特别在网站上开设了“交流”活动的网页。网页上的信息显示，在每次的交流会议中，移民局代表将讲解一个与移民或公民有关的主题，解释相关的法律规定及需要的申请表格；但是移民局强调，他们无法提供法律咨询或者个别申请案件的相关资讯。

2011年年末，广东省汕尾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数以千计的村民举行示威，抗议村委会违规倒卖土地，以及操纵村委会的选举。这次抗议示威，持续时间之长，参加人数之众，引起影响之大，极为罕见。这次前后持续了数月的抗议，最后以广东省当局答应村民的三项要求而告终。

*保障农民的选举权和自治*

温家宝说，政府一定要保障农民的选举权利，坚定不移地做好村民自治和村委会村民直选。村里的事务由村民作主。他说，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地方农民作主流于形式，对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乡村干部一开始说老百姓都是同意的，但后来闹起事来，发现老百姓并没有同意。要广泛听取农民意见，要由农民作主。

此前，温家宝在《求是》上发表署名文章强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是法律赋予农民的财产权利，任何人都无权剥夺。

*2010年动荡不安“群体性事件”约9万起*

根据中国政府资助的一些研究统计，中国发生的动荡不安的“群体性事件”在2010年达到大约9万起，另外一些统计显示这个数字可能更高。中国官方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经济时报》今年说，在农村地区的群体性事件中因土地被侵占引起的纠纷占65%。

“软实力”概念的首创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最近撰文指出，中国虽然投资巨额资金打造国家软实力，但是收效甚微。这是为什么呢？中国应该怎样才能更好地提升国家软实力呢？约瑟夫·奈最近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吴心欣的专访，就中国的软实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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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著名的政治及国际关系学者之一，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最近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篇名为《为什么中国的软实力很微弱？》的评论文章，探讨中国在提升国家软实力方面投入巨大人力物力，但是效果有限的原因。

*中国为何特别看重软实力*

“软实力”（Soft Power ）概念是约瑟夫·奈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一个概念，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各国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看法，而且从此启动了“软实力”研究与应用的潮流。约瑟夫·奈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指出，从“软实力”概念提出来到现在20年过去了，虽然他不断对此概念进行完善，但是基本精神没有变。约瑟夫·奈解释说：“很简单，‘软实力’就是通过劝说和吸引力，而不是通过压制和惩罚来达到你的目的的一种能力。”

当年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主要针对的是美国，但是却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胡锦涛在2007年的17大会议上公开强调了“软实力”的重要性，并表示将更多地投资“软实力”。约瑟夫·奈认为，这是因为在中国包括军事和经济等“硬实力”已经得到大幅度提升之后，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只有同等水平地提高“软实力”才能减少邻国的恐惧感，并增加自己在国际上的吸引力。

*中美之间实现软实力途径不同*

约瑟夫·奈指出，美国的很多软实力是通过公民社会来实现的，比如通过好莱坞和哈佛大学来体现；但是中国却主要还是国家行为，比如中国举办了2008年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在全世界各地开办了孔子学院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并斥巨资拓展国际媒体空间。

约瑟夫·奈表示，中国在国际上付出的努力值得赞许，但是中国在国内压制公民社会的做法却使这些努力大打折扣。他说：“当人们在参加完上海世博会后开始对中国产生好感的时候，他们却发现中国政府逮捕了刘晓波，而且不准他去参加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这马上降低了中国的吸引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这样做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约瑟夫·奈的药方：中国应调动公民社会的力量*

约瑟夫·奈还举了中国电影业为例，说明中国对公民社会的压制大大削弱了中国的“软实力”建设进程。他说：“中国有一些非常好的演员和导演，可是中国电影面临太多的审查制度。我们看印度的宝莱坞，他们出品的电影在世界各国比中国电影拥有的观众要多得多。为什么？因为印度电影行业没有那么严格的审查程序。”

约瑟夫·奈指出，中国一直在世界各地推广发扬自己的传统文化，这非常有利于提升自己的“软实力”，但是中国还可以做得更好。他说：“中国应该给予公民社会更多的自由，这是中国在发展“软实力”的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最大、最重要的问题。”

不过，约瑟夫·奈表示，这个问题看来短期内无法得到解决。

今天我们邀请中国社会问题观察人士、前美国联邦众议员吴振伟来到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演播室，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讨论中国的群体事件以及政府在应对民众抗议事件时所应采取的立场。

视频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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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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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东省星期二(17日)爆发一起新的村民抗议官员贪腐的民众事件。广州市望岗村几千示威民众到市政府门前示威近10个小时。 期间，市领导接见了村民代表，承诺调查并答应一个月内给出答复。村民说，凌晨时分，当局派出2000名警察清场，但现场没有发生冲突。

广州市白云区望岗村的村民黎富英对美国之音说，约两千名村民参与了星期二的示威抗议，他们要求撤销村支书黎志航的职务。  

黎富英说，村支书贪污腐败，利用职权贱卖土地，用生活垃圾填埋农田并从中获利。

望岗村民说，黎志航任职四年来，贪污四亿多元。他还与当地涉黑团伙头目勾结，欺压百姓称霸一方。

*副市长接见  数千警察清场*

示威进行了几个小时后，广州市领导出面和村民见面。 村民黎富英说：“昨天下午5点多副市长出来。我们派了五个代表进去，谈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他决定派市里一个工作组下午，把事情了解一下，去查一下。”

黎富英说，市领导承诺承诺在2月19日之前给个答复。他说，村代表见面回来后，大家决定继续示威，因为政府大楼里还有人在开会，但政府方面没有在出来会见村民。

黎富英说，第二天凌晨几千名公安前来清场，但他没有看到现场发生冲突。他说：“12点多公安过来清场，我们就走了，2000多公安过来。他们派了车把我们的人接回来。”

黎富英说，这是他们第三次去市政府表达诉求，先前的上访都没有结果。 谈到下一步的计划，黎富英说，要看政府一个月后给出什么答复，如果不能让村民满意，他们还会继续上访。

*派出所否认发生示威*

去年8月，望岗村近两千村民在106国道示威抗议，与此同时，还有400名村民前往市政府上访。 据家媒体报道，当时广州白云区嘉禾街派出所所长陈少尹亲自带领几百名警察围堵村民，防止事态扩大。

美国之音记者致电嘉禾街派出所核实星期二的示威情况。派出所工作人员一再否认有任何示威。当问及以前的村民抗议活动时，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派出所人员说： “以前那个情况我只能简单地跟你们讲一讲，最多也就是几十人上访，没有几千人去那里，昨天也没有出现这个情况。”

美国之音记者18日下午无法接通广州市政府的市长专线。

*新省长呼吁保障农民土地权*

此前，同属广东省的陆丰市乌坎村的土地纠纷成为中国和海外媒体关注的焦点。 持续了几个月的维权抗争目前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乌坎模式也被看作是当前中国农村维权运动的楷模。

17日刚刚当选的广东省新省长朱小丹日前在地方人大会议上强调要保农民权益。朱小丹说，农民土地权益需用法律形式加以保障，任何人都不能随意侵犯。

对于新当选的广东省长朱小丹而言，他将面临的民怨挑战不亚于经济增长方面的压力。就在这位中国经济大省的官员表示将以法制维护民众权益的同时，官府之外掀起失地农民的抗议声浪。当媒体为这位新官雄心勃勃的施政理念鼓掌时，有学者和分析人士对于处于停滞状态的政治、法制环境之下地方能否有何作为不甚乐观。

在刚刚闭幕的广东省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高票当选省长的朱小丹，坦言社会矛盾进一步凸显已是广东面临的最大考验，并表示会以法律形式维护农民利益。而同一天在广州市政府门外又有成百上千失地村民举行示威。

*望岗村民以“乌坎模式”到市府抗议*

广州白云区望岗村的村民星期二在广州市政府外仿照乌坎村民的做法，打着写有反腐和抗议口号的彩旗，抗议村支书霸占土地和倾吞村民的补偿款。

一位路过的广州网友在微博上张贴了抗议者的照片。他在微博上表述了抗议情景，说路旁挂满彩旗，地上铺着大字标语：“村民打着反腐彩旗在市政府大门口静坐，马路边几十辆警车，还有源源不断的警车开来。”

到星期三中午，新浪微博已经删除了大部分有关“望岗山”和“广州农民”的有关帖子。

新当选的省长朱小丹是否看到这幕场景不得而知。但是他在当选后的媒体见面会上并没有回避他将面临的民怨挑战。

*广东新省长矢言以法制维护民众利益*

南方都市报星期三报道，在被记者问及如何处理过去一年广东发生的一些群体事件时，朱小丹回答说：“汪洋书记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广东在今后发展中面临最大的困难还不是市场波动带来的考验，恐怕还是在转型过程中社会矛盾进一步凸显带来的问题。”

朱小丹说，社会矛盾的起因来自利益冲突，只有政府真正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真正采取法制化的办法，赋予人民合法权益，才能减少这样的矛盾。

南方报业集团的资深编辑鄢烈山说，广东的高层官员，包括省委书记汪洋、出面处理乌坎事件的副书记朱明国，以及新当选省长的朱小丹等，在不同场合就群体事件的讲话，至少在理论上是符合现代社会潮流和社会进步潮流的。

*鄢烈山：广东省官言论比用军警镇压有进步*

鄢烈山对美国之音说：“能够有这种态度也不错了。比那种一味地去仗着自己有军队，有警察，有钱，去镇压。我觉得还是应该肯定他们执政理念的进步。”

鄢烈山说，广东面临的这些问题其实也是中国全局性的问题，需要中央有政治体制改革，有大的政治变革。

*贺卫方：法制建设停滞 土地问题难解*

北京大学的法律学教授贺卫方在谈到解决这类问题的机制时说，汪洋等人提出的法制，其实处于无法推进的状态。

他对美国之音说：“这样的法制建设在最近的十年，将近十年吧，处在一个停滞状态。也就是说，社会中发生的这些矛盾，没有办法获得一个讲理的平台、公正的机制，作出一个妥善的解决，于是导致人们只有通过街头抗议，甚至包括一些更加具有暴力色彩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内心的不满。”

贺卫方说，发生与土地相关群体事件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土地权问题，而这却是中国在法律制度方面难以解决的问题。他说，广东省没有权力去做这样更加深刻的变革，需要在国家立法方面的改革。

每年临近年关，中国大多数工薪族人士都会期待雇主给他们一份丰厚的年终奖金，但是年终奖的实际金额和发放方式往往令许多人失望，一些工厂还因此发生大罢工，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隐患。研究中国劳资关系的学者和劳工权益人士说，年终奖问题源自劳资双方力量悬殊。

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年终奖既是雇主对员工一年到头辛苦劳作的肯定，又是员工评估来年要不要改行转业的重要依据。因此，每当春节来临前，人们都会议论一个同样的热门话题--老板今年给了自己多少年终奖？别人又拿了多少？

*网民疯传年终奖调研报告*

就在工薪族对年终奖信息的极度渴求中，一家人力资源公司推出了一项年终奖调研报告，并迅速被网民疯传。根据这份全国各地企业平均发放年终奖报告，北京以5008元排在第一，上海以4874元排第二，深圳以4611元排在第三位。

看到这份报告后，一些网民或沾沾自喜地宣布，或难为情地承认，自己拿到的年终奖超过了当地的平均数，更多的人则戏称自己拖了别人的后腿。

各地官方发布的2010年职工平均工资数据显示，北京和深圳的月平均工资是4200元，上海是3900元。

没有人可以肯定那份年终奖报告的准确性，但这不妨碍新华网、中国网络电视台等无数个网站转载这份排行榜。中国青年报还专门对近四千名网友做了一次调查，结果发现近一半人确认自己今年会拿到年终奖，近18%的人称会获得3万元以上的年终奖，近17%的人说，年终奖不会超过2千元。调查还发现，只有15%的受访者对自己的年终奖表示满意。

*一成半人满意年终奖  学者称正常*

深圳大学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研究所所长翟玉娟说，中青报的调查结果一点也不让她感到惊讶。

翟玉娟说：“这个结果应该是很正常的，因为大部分人对自己的生活，对我付出的跟我得到的可能觉得有落差。尤其是在年终奖方面，可能因为企业性质不同，是不是国有企业发的年终奖太多了，大家觉得不平衡。对国有企业的人来说，我年终奖拿得多，我比较满意。对大多数工薪阶层的人来说，他们拿不到。要不就是没有，要不就非常少，与期望值落差大。”

星期一，广西南宁市一家工厂近万名工人举行大罢工，抗议公司只给管理人员发年终奖，不给普通职工发。三星期前，江苏省南京市一家电器制造厂也发生类似的大规模罢工，因为工人不满资方大大降低年终奖的发放。

*劳资双方力量悬殊 工人年终奖无保障*

深圳大学的翟玉娟教授说，工人因为不满年终奖而罢工，其根本原因在于劳资双方力量严重不平衡。

翟玉娟说：“它最关键的问题是劳资之间信息不畅通，以及在分享利润的时候不平衡。我觉得症结问题还是力量的问题。工会，工人。你有力量，就能争取你应该得到的，你没力量，就只能处在比较被动的状态。”

1999年成立的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专门为弱势打工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咨询，目前在全国四个城市设有办事处。为这个机构工作的田小姐说，这些打工者并没有能力跟资方较量，在年终奖、工资等问题上一般只能处于弱势。

田小姐说：“比较现实的问题是，那些工人的文化程度大概是中专或高中，你要跟资方谈判的话，你的想法要比较成熟。还有，他们本身的谈判技巧有欠缺。还有一个问题是团结。所以我觉得，关于工资、话语权方面，他们还是非常薄弱的。”

田小姐说，她所在的机构并不组织或参与工人罢工，而是向他们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通过与资方的协商帮助工人维护合法权益。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一半以上，这是中国历史上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不过，观察人士表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完全是一个拔苗助长的过程，其带来的最大隐患是将来可能层出不穷的社会冲突问题。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17日发布的数据，2011年末，中国的城镇人口达到6亿9079万人，而乡村人口总数6亿5656万人。这意味着，在中国13.5亿人口中，51.27%的人口居住在城镇中，这是城镇人口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可能有积极影响*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2011年12月底发布2012年社会蓝皮书时指出，这意味着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农民大国，将进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李培林认为，继工业化之后，城市化将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引擎。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中国城镇人口超过农村有其积极作用。他说：“这种情况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历史上都将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有意思的转折点，对经济来说尤其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城镇化进程对中国来说可能会带来非常积极的影响。”

*不过是统计游戏*

不过，普林斯顿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学者程晓农对中国的城镇人口统计提出了疑问，他认为中国所谓的城市化不过是统计游戏而已。他说：“很多地方政府实际上是为了实行县改市、乡改区，把农村行政区划改成城镇行政区划，所以现在看中国地图，叫某某县的已经很少了，很多县现在都改名市了。当它改名的时候，很多农村人口就被算作城市人口。有人开玩笑说，现在中国很多农民被城市化了。”

程晓农指出，现在中国很多地方实行强迫农民“进城上楼”政策，比如薄熙来就在重庆推行这个政策，要农民搬迁到城镇上去，盖了楼让他们搬进去住，以为这样就实现了城镇化。程晓农表示，其实全世界城市化的问题，不在于国家统计局怎么统计，而在于农民进城以后，能不能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如果农民进城以后永远无法享受到城市居民权益，那他们永远不能算城市居民。

*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圈农地来赚大钱*

程晓农表示，很多地方政府在强调城市化的过程中，其实背后有一个很黑暗的算盘，就是趁机圈地，搞房地产开发，因为一旦县改市、乡改区，政府就可以把这些农地重新规划为城市开发用地。程晓农说：“所以城市化是一个最美好的、推动房地产开发、强占农民土地的伟大理由，至于农民进城后能不能活下去，这些市长们才不管呢。所以从广义上讲，不仅仅是国家统计局把农民被城市化，各级地方政府都在让农民被城市化。”

对于中国有学者表示，城镇化进程将对社会、环境及城市管理者带来巨大挑战，程晓农则表示，该进程引发的最大问题将是导致更多的社会冲突。他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率放慢，建筑工程减少，房地产泡沫破灭，农民工的就业机会会进一步减少。这样，流落在城市的农民工的生存将成为更大的问题，在物价继续上涨的压力下，他们的生存将更加艰难。所以从短期来看，可能城市化的加速正好是推动社会矛盾加剧的一个重要动因。”

*拔苗助长的过程*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程致宇也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政府表达了关注。他说：“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以城镇化为借口盖了很多设施、楼房，而不是去考虑如何把城镇化进程变成让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竞争优势。”

程晓农指出，发展中国家走向经济成长的过程中确实会出现城市化趋势，但是在其它国家，城市化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在中国，这完全是一个政府参与的拔苗助长的过程。程晓农认为，农民就好像长在土地上的苗，现在这棵苗被从土里拔出来了，这苗还有活路吗？

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口特别是来自非洲国家的人口涌入中国去工作、学习和生活。外来移民的增多是否改变了中国人的种族观念呢？未来中国社会中的种族冲突是会增加还是会减少呢？

2009年，上海东方卫视《加油！东方天使》的选秀节目捧红了一位土生土长的中美混血女孩娄婧，除了娄婧出色的舞台表现之外，她出名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她在网络上被骂红了。当娄婧崭露头角后，外界了解到她原是一个私生女，来自美国的非洲裔父亲抛下她和上海籍母亲独自离去，娄婧从小由单亲母亲抚养成人。

随着网友们对娄婧肤色的攻击越来越多，2009年8月底，娄婧发表了一份声明，称严正抗议网友的种族歧视，她的肤色不应该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同时还称将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

在中国不断扩展同世界各地联系的过程中，不同种族的人们涌入中国很多地区。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逐渐加强在非洲的投资，中非往来日益密切，在中国一些大城市，比如广州，和娄婧拥有同样肤色的非洲裔人口已经成为当地的一道不同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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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和海归会带动思想意识上的改变*

加拿大里贾纳大学(University of Regina)中国学研究学者茹东燕(Dongyan Ru Blachford)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宣传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思想，那时候人们的思想确实比较闭塞，如今人们对于肤色、对于种族的看法正在逐步改变之中。茹东燕说：“随着互联网的开放和全球化的发展, 年轻人在思想意识上会有一些改变，因为你从小长大受到一些影响，会(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比如我们过去上学的时候，谁有一个非洲的男朋友，提起来就好像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一样。现在的年青人好一点，至少不会公开这样，尤其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就更会觉得凭肤色判断人是不对的。”

茹东燕表示，现在越来越多的海归，由于他们在留学经历中可能曾经感受到种族歧视的压力，因此一回到中国，他们会比其他人更敏感，也更会去思考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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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中国人崇拜金钱，肤色不是问题*

纽约城市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孙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则表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人们的种族观念一直就不是很强，在当今中国一切向钱看的社会潮流中，根据种族、肤色来评判一个人的做法并没有太多市场。孙雁说：“现在国内的老百姓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崇拜金钱，比较势利，只要你混得好，只要你有钱的话，大家还是很敬重你，尊重你。 但是不管你是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只要你没有钱，哪怕你是白人，大家也都看不起你，所以钱是一切，肤色并不是很重要。”

孙雁教授对居住在广州的非裔人口有不少研究。她认为，中国在处理外来种族人口方面的制度还不完善，特别是如何处理滞留问题还很欠缺，这可能是导致有些人有歧视情绪的原因。孙雁说：“很多非洲人都是非法滞留的，因为不能合法挣钱，所以干了很多非法的事情，比如贩毒啊，打啊，抢啊，造成当地人很反感他们，到底是反感他们的肤色呢，还是反感他们的行为，我觉得可能是更反感他们的行为。”

孙雁指出，如果中国的机会更多，以后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种族的人也会越多，这样中国民众和其它种族产生冲突的机会就会增加，这将对中国政府的外国人口管理制度提出很大挑战。

*加快观念改变，可从教育下手*

里贾纳大学的茹东燕教授表示，中国民众对于肤色和种族的观念比较根深蒂固，这种观念随着时间推移会逐步改变，但是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她认为，这将主要取决于中国国内的教育体系。她说：“因为它(中国)的教育系统比较注重分数，但是对意识形态这方面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国内很注重的是你长大了想做什么，但是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你长大了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以对社会带来什么样的贡献。”

茹东燕曾经在《纽约时报》就该问题发表文章指出：许多汉族人在加拿大这样的地方长期生活过。在这些地方，少数族裔的权利、土著问题、反种族主义和多元文化都更加受到公众的重视。由于大多数归国人员在中国的教育、政府和工商等领域占据重要位置，情况很可能得到改观。毕竟，美国已经选出了一个有非裔血统的总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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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罢工开始于1月4日，此前工人要求加薪，但迟迟没有得到厂方的回应。近日面对工人的罢工压力，厂方做出承诺，包括工资向一线工人倾斜，在扭亏之前，不增加中层以上干部的工资。

攀成钢公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职员对美国之音记者说，这家企业的罢工工人目前已经恢复生产，他们并接受了厂方提出的加薪条件。

四川维权人士、六四天王创办人黄琦对美国之音说：“到今天为止，我们接到了十来个IP电话，通报进展情况。这些进展情况可以说90%，甚至100%跟事实吻合。我们有义工，他们也介绍了这些情况。”

黄琦表示，从有关方面对公民维权行动的回应看出，以维权为目的的工潮和农民维权行动，对于促进中国的维权环境的改变起了积极的正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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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中共党刊《求是》一篇谈道德的文章引起争议。这篇文章驳斥了中国社会道德严重滑坡的观点。它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为依据指出，在中国经济发展进步的情况下，决不可能出现社会道德总体滑坡。反对者则认为，这种纯粹从理论出发得来的结论，有违客观现实。

江苏卫视报道，去年12月30日，泰州市一辆汽车失控，撞破护栏，坠入河中。记者在现场发现，本应用钢筋水泥筑就的防护栏，里面用的竟是芦苇。

这种为了赚钱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在中国屡见不鲜，折射出社会道德缺失的严重问题。

*社会道德未能随经济发展提升*

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社会道德是否跟经济发展成正比，不断提升呢？一个普遍的看法是，道德水平未增反降，且严重滑坡。

中国总理温家宝曾表示，近年来相继发生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表明，诚信缺失、道德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求是》文章的看法正好相反。文章认为，中国社会道德状况在总体上获得巨大发展进步。

其论据是：决定道德性质的直接基础是利益关系，中国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巩固了社会共同利益的基石。因此，集体主义道德原则，仍然是主旋律。

文章断言，经济的发展进步，决不可能建立在社会道德总体滑坡的基础之上。一个伟大的事业，总是伴随着相应高尚的道义基础。

*学者：分配不公说明所有制不公*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认为，经济基础决定道德状况的说法，相当有道理。问题是，不能光从表面上看所有制，还要看分配。分配不公平，就说明所有制不公平。

他说：“现在分配不公，这是全社会公认的现实，而且在国际上已经达到最严重程度的国家之一了。这样一个状况下，怎么可能说有良好的道德秩序和它相配合？”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质疑某些国有垄断企业是否还属于公有制。他说，中国几大国有银行吃利差大概是3%，而发达国家是1%。

周孝正说：“我们国有银行吃3%的利差，是相当黑的。我要问，这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有一个银行的行长说，我一年的收入大约是3000万元，我都不好意思说了。这叫赚钱、挣钱，还是叫骗钱、抢钱呢？这道德好得了吗？”

*私有制下公德就一定差吗*

如果仅以所有制形式来评判社会道德高低的话，那么在私有制的西方国家里，道德水平岂不应大大地低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吗？

可是，许多去过西方国家的中国人，看到的情形往往相反。王占阳在访问美国时发现，美国人并不像中国主流媒体所说的那样道德低下。

他说：“美国还有那么多道德高尚的人。有一个美国教授专门收养亚洲的残疾人，收了五、六个。还有一个美国大学毕业生，毕业以后有一个好工作，但他不做了，他跑到非洲，支援非洲扶贫去了，去干那苦差事去了。”

*影响道德水平的不只是经济基础*

王占阳认为，影响道德的因素不只是经济基础，还有政治现实，比如官场腐败。

他说：“如此严重的官场腐败，势必会毒化社会道德风尚。上梁不正下梁歪，官场不正社会歪。我想这个问题，社会是有共识的。”

在王占阳看来，《求是》的观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不符合客观事实，不符合民众的观感，也不符合各种调查的结果。

《中国青年报》曾以“你正在为什么而奋斗”为主题进行过一次调查。在9800多名参与者当中，奋斗目标排名比较靠前的依次为“房子和车子”，占53.5%；“更理想的生活”， 占44%； “成为有钱人”， 占43.70%。

有评论认为，这说明，金钱和物质在当今社会中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成功标志。

在上海市社科院的另外一项调查中，相信“诚实守信吃亏”的人竟高达90%以上。《新华每日电讯》说，当“孩子被轧要不要救”“老人倒了要不要扶”这样的基本道德问题都到了需要讨论的时候，我们是应当认真反思了！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出现偏差*

王占阳教授认为，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证明，邓小平所开创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事业，已经出现偏差。

他说：“目前的状况绝对不是小平同志所乐见其成的。恰恰相反，他强调的两个大的改革都没有达到目标：一个是分配制度改革，一个是政治体制改革。他特别强调的道德风尚的向善发展也没有实现。”

北京资深媒体人李大同对一些主流媒体的表现极为失望。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现在也就是你们西方媒体还会去看这些东西，在国内，它早被人民群众扫到垃圾堆里去了。”

就连中国央视名嘴白岩松都说，媒体天天都是所谓正面报道，就会慢慢麻醉这个时代，麻醉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丧失了所有的危机感。

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学者说，如果处理不当，中国在未来五年里将会面临异常严峻的社会与政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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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缺乏可能导致超重或肥胖症*

营养不良问题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微量营养素的缺乏。如果维生素A，铁以及碘元素严重缺乏，就会给人的一生造成影响。如果儿童缺乏维生素A，可能会造成失明。孕妇缺少铁元素可能会导致出现各种综合症。

达尼埃尔.尼兰伯格说：“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人们生产了太多的热量。人们生产了太多淀粉类主食，不论是大米、小麦还是玉米。这些粮食可以让人们有饱足感也能保证人们的生存，事实上世界大多地区民众都依赖这些淀粉类粮食存活，但相比之下，我们在水果和蔬菜生产方面投资不足 ，而水果蔬菜才含有人体必须的微量营养元素。”

尼兰伯格说，缺少营养食品的人们并不一定就会因此消瘦，反而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这些人可能会超重甚至造成肥胖症。

她说：“ 有些人得不到健康和营养的食品。美国是世界上肥胖症比例最高的国家，部分是因为很多人生活范围中没有菜市场或农贸市场。他们生活的范围被称为食品沙漠。这些人要经过远途行程才能到达菜市场。在大部分这样的地区，食品并不来自超级市场，而是来自卖酒的小店和便利店，这些小店只销售不健康食品和加工食品。”

*营养不良和文盲现象紧密相关*

世界观察研究所这位项目主任说，尽管看不出营养不良和文盲有明显联系，但事实上二者是紧密相联的。

她说：“当人们特别是农民忙于农活没有机会上学接受教育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学到新技术。在非洲萨哈拉沙漠以南地区，这个问题在农民妇女身上尤为突出，她们没有机会接受教育，难以学习新的种粮技巧和农业技术，当然她们就无法获得金融和银行服务，没有银行账户，没法购买土地，也无法添置有利粮食生产的工具。”

尼兰伯格说，尽管有这么多挑战，世界观察研究所仍然对未来抱有希望。她说，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创新项目来解决饥饿和贫穷问题，与此同时还能顾及环境保护，这些项目包括世界粮食项目在肯尼亚、巴西、泰国以及其它国家设立的家庭养殖和学校饮食计划。这些计划能让食品生产者直接和学校挂钩。

世界观察研究所是一个独立的国际性研究机构，成立于1974年，其宗旨是鼓励与环境相结合的可持续经济发展。 该机构发行的年度世界报告以36种语言出版，为各国提供最新国际形势的重要信息 。

中国各级政府应以何种心态看待民间维权运动？广东省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能否持续下去，并为中央和各地方政府所借鉴？民间的民主维权运动今后会向何处发展？

今天我们邀请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亚洲倡导部主任索菲.理查德森博士来到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演播室，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

视频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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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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